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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时尚先生esquire》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让我们谈谈日本  

2009-07-10 16:54:05|  分类: 【专题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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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们谈谈日本
(创意指导:张晓舟 文:周雅婷 摄影:刘爱超)

让我们谈谈日本 - 《时尚先生》 - hiesquire 的博客
5月22日,《时尚先生》“私享汇”在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《靖国神社》放映会。其时,这部在中国尚无法公开放映的纪录片在日本已放映超过1年,其引发的全社会“靖国骚动”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电影文化事件,并打破了日本纪录电影史观影人数纪录。这次放映会促成了我们的这次“先生饭局”。几位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第一次坐在一起,谈谈日本。 
地点:北京花传@美浓吉餐馆。这家有着290年历史的日本怀石料理店第一次走出日本。 
主人:汪卫义,花传美浓吉总经理,1989年赴日,在日停留20年。
客人:李缨,导演,耗时十年完成纪录片《靖国神社》。1989年赴日,在日停留20年。
柯锡杰,摄影家,台湾现代摄影第一人。1929年生于台湾,直到17岁台湾结束日据时期才恍然自己是中国人。
 
   “这红色的肉是金枪鱼肚腩。”作为宴席主人的汪卫义四指并拢,头微微低下,小心的示意大家注意鱼腩的珍贵。
    李缨颔首微笑。三个月前他日本靖国神社后援团告上法庭。从2007年《靖国神社》完成至今,李缨麻烦不断。电影虽多次在各种电影节获奖,但在亚洲却阻力重重。去年终于顶着极右翼的威胁与压力在日本公映,而直到今天,在中国的上映却迟迟未获批准。
    今年八十岁的柯锡杰精神矍铄地坐在李缨正对面,满头银丝,有些凌乱。
 
看得见的日本
汪卫义(以下简称汪):金枪鱼在日本有很多种。当然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种。日本最好的金枪鱼出自北海道跟清村县之间一个叫大涧地方的海峡。那里的渔民用一根竿去钓八九十公斤重的鱼。不能用网捕,捕上来虽然个头大,但是由于捕捞的时候导致了鱼的神经紧张,肉质也就不好了。鱼钓上来后马上要进行处理。每个渔民的处理技术都不一样。所以在东京拍卖的时候,鱼的身上都贴着钓者和处理渔人的名字。每年秋天这些金枪鱼会游过海峡,摆动的肌肉会是红色,也是最精华的。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肉。这样的鱼,每年全日本大概只有40公斤
 
柯锡杰(以下简称柯):这样的口感真的非常的特别。
 
李缨(以下简称李):每一个方面都要到极致,太细了!日本所有的行业都充满细节。这样对细节的关注能感染很多人。我第一部电影用了一个美国作曲家的音乐。他开始做爵士乐,但特别喜欢日本文化,要求住到日本去。后来他完全学日本的一套。他做的所有音乐,全是自己从乐器制作开始到后来作曲完成。制作乐器也是从种竹子开始。种好竹子,再制作乐器,再创作,然后整个乐队演奏,全都用竹子。这样做出的来声音,我觉得很独特。这个只可能在日本找到,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很难。
 
汪:这些表象的行为后面是有日本文化支撑的。
 
李:确实。我认为日本最重要一点就是礼仪,受传统神道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礼仪。刚到日本的时候,我感觉最明显是他们的敬畏心。对自然万事万物的敬畏。后来这样的敬畏在日本礼仪中被条理化。各种礼仪被分门别类的建立起来。当然这是在儒教传入日本之后。因为之前的神道是没有礼仪,理论和教义的。不像圣经,有十戒。神道完全没有,是儒教让他们一下子梳理出了人跟社会,人跟自然,人跟家庭相处方式的条理。以前到现在天皇读的经书和他们的传统教育全都是中国的古典汉字。神道到天皇到武士道,这些最重要的日本精神全都吸收自中国。儒教影响着他们所有的细节也包括这个料理。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太大了,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是中国现在没有的,中国很多东西非常衰退。日本优秀的这些东西是一种文明的讽刺。我们中国本身开创性的很多东西,辐射周边产生影响,但自身的很多东西却在衰落。
 
柯:对。中国有一个词叫“败家子”。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样子,很多好的文化没发扬,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扮演“败家子”这个角色。
 
李:是的,目前中菜几乎也没有传统。中国菜的源流基本上都是鲁菜,他是几大菜系的祖宗。1500年前的《齐民要术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菜谱,它就是在山东。那是中国最古老的财富。在北京菜里面,北京烤鸭出自鲁菜,广东菜的代表:烤乳猪也是出自鲁菜。我知道一个日本人,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学做菜。战争结束,回到日本开一个小店如今变成了正宗鲁菜。他的很多东西在中国也没有了,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下子发生了断代。但他还延续最老的一套,很宫廷的那种:所有东西不放味精,包括猪油都不放,所有的味道是取自于食材。像虾本来就有甜味,他就会通过烹饪的方式把虾的甜味提出来。这个过程很慢,所有他在东京的店面就像是隐藏的家,外面人很少知道,而且一天就营业三小时,六点到九点,全部要预定才行。他现在八十多岁了,多数食材还要自己亲自弄,店里一个个瓶子的各种食材就有1000多种!
 
看不见的日本
李:我在日本的时候去打苦工,有时候很脏,我就说能不能用手套。老师说:什么手套!之后他就自己动手就来做,很细致。他说:细节是很重要的,不要以为你是做大事的,小事情做不好你大事也做不好。这给我教育特别大,这就是日本文化:细节。要体察学习细微东西带来的感受。
 
汪:细节和对于细微的感受,我也确实在去日本后才有了感悟。我在日本跟从了一位京都大学的客座讲师学习语言多年,他一生清贫,但是人格上十分动人。他有时候会对我们说:“你安静下来看着这朵花,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感。”我们学生就安静下来,才发现花真的很美好。这么多年来,到现在一直最让我惊喜的依旧是在平淡的日常食物中发现美好。那样的惊喜比任何刺激都好。
 
李:任何一点细微的物质都有生命。从渔网里面的鱼身上就能感觉到生命,能感受到这种生命才能把灵魂的感觉表达出来,传达给别人。我觉得这是很东方的哲学和美学。其实东方在讨论生与死,也不是绝对的生死。死和生有关联,东方主张从死亡中感受生命。其实,靖国神社的存在也有很多这样的理论在里面。它是关于活着的人怎么看待死:人们觉得死者没有死,随时可以在靖国神社里相见。只是他们的生命变化了一种形式。就像樱花,不时的飘落,又不时的盛开,那是一种循环,时空的循环。生命不断流动,日本人通过这样对生命的认识找到了自己的美感。这种东西贯穿整个国家意识:个人为国家而死、为战争而死、为天皇而死并不是一个悲剧,是一件美好的事情,他们通过这种艺术的语言塑造了国家美学,也找到了靖国神社的合理性。
 
柯:关于日本美学的部分我很认同,但中国作为在文化上这么近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东西。
 
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
食客有话说之李缨:我的残酷情书
拍摄《靖国神社》是给日本的情书。一封残酷的情书。这是我的方式。这个电影首先给大家感受的空间,它不是简单粗暴的对抗。最根本目的是讨论战争与和平,怎么样才能避免战争悲剧和这种恶性循环。
去年六月,父亲去世时候,我在法国戛纳参加电影节为《靖国神社》做宣传。他的突然离去对我触动极大,过去这些年很多时候他都是我的精神支柱。我血液里的诗人气质和对于艺术的感知力也多是遗传自他。大多数人不知道《靖国神社》电影里还有我父母的画面。1997年,我带他们去看樱花,在神社我父母刚好听到了他们少年时期听过的日本军歌军乐,这种侵略的音乐还在日本传承让他们很震惊,我用影像做了记录。我父亲病危时候还一直关心我的电影能不能在中日公映。到他离世前一个月,《靖国神社》在日本引起了广泛讨论,福田首相发话说:“电影还应该公映,让世人看到。”听到这个我父亲又开始问:“那中国这边怎么样了?有人说可以公映了吗?”我们当时的计划是中日同步公映。今天刚好是我父亲逝世一周年纪念。到今天《靖国神社》还是由于中日关系敏感这样的理由不能公映。对于父亲我很惭愧。除了惭愧更多的是遗憾。过去的一年这个电影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,它打破了日本纪录电影的票房记录。而电影获得荣誉和成功的同时我自己的境地陷入痛苦和尴尬。
 
…………
 
我对于电影公映会面临的困难有所预期,也曾经和各院线的经理开会讨论,商量对策。他们都在我面前信誓旦旦的说:“放心导演!我们一定共同面对挑战!”但是政治势力一干预他们立刻都跑了。倒是观影的日本媒体有客观的声音出来,比如《朝日新闻》就说:“《靖国神社》仅仅是个电影,如果没有上映就取消,说明我们的社会环境出了大问题,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萎缩,是自我的束缚。还有政治干预是不符合日本的宪法精神的,因为日本宪法是保障表达和创作自由的。”最后舆论的声音一出来,日本的几个大报又发布了几篇社论,部分右翼媒体也开始支持放映,说:“无论是否反日先放映再说。”最后,福田首相也对这个事情发表观点,支持放映。最终五月三日,日本宪法纪念日,《靖国神社》公映。
 
公映的当天我被劝离东京。因为情况太混乱,各种媒体都在找我。这样的混乱也可能造成危险。听说首映的时候警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维持秩序,电影院里的第一排永远是空的,警察面对观众守卫着屏幕。观众看完电影的反应多是紧张和不自然,他们不喜欢我电影里呈现出的气氛。有部分人坚持这是反日,还有人说着是反战电影。是让大家多思考战争和平的问题。但是《靖国神社》呈现出的日本战争历史和靖国神社的现状是一种病态的,是平时日本人所不了解也不愿意看到的病态。我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考的可能。也引发了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探讨和重新审视。这也就是我的价值。
 
《靖国神社》这个电影我前后一共拍摄了十年。到第八年,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,我只是习惯性的,去这里那里搜集一些松散的资料。资料很多,但是我想不出如何找到一条能表达我观点的主线把它穿起来。直到我发现靖国神社的“神体”是把刀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。因为在任何日本的一些研究《靖国神社》的学术著作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个东西。之后我找到了那个最后的制刀老刀匠。拍摄和剪辑就顺利起来。作为“神体”的刀是靖国神社的灵魂,也是我这部电影的灵魂,它是一个极好的载体。我终于为电影灵魂找到载体:神圣的本质原来是杀戮的工具。这样的神圣是不是要质疑?到《靖国神社》拍摄完成,在财力上我已经山穷水尽。

食客有话说之柯锡杰:一身憨胆
回顾我的一生,跑了大半个地球:年轻时候留学日本大开眼界;后来到美国成立自己的工作室;之后放弃美国的生活去欧洲流浪;去到命中注定的撒哈拉;返回台湾后又前往中国的福建,云南,青海……我的血液中似乎有种不安定的因子,骚动着我,总是要不断的离开,寻找,探索和满足镜头背后饥渴的眼睛。
 
1929年出生在台湾。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,带着一身憨胆,什么路都敢走。自然我的意识之中也从来听不进什么权威和主流的声音。我曾经想当诗人,喜欢自己编剧,当导演,只要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驰聘,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快乐的事情。
 
……
 
1947年,我十八岁,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。少年的记忆中,世界尽是隆隆的战火。是战后我才开始了真正大量的阅读。十八到二十岁这两年对我很重要。世界文学,天文学,哲学……我拼命的吸收.《悲惨世界》《唐吉诃德》等等整套世界文学,我全看遍了。一下子视野打开了,艺术细胞被启发,我忽然明白世界原来这么大。
 
……
 
1968年,我到纽约闯荡。刚到纽约的时候我流浪过一家又一家的摄影工作室,每天拼命的吸收,经常工作到半夜,中午只休息一小时,在水泥地板上一躺就睡着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见了William Silano(当时美国顶尖的摄影师)的作品。我主动去找Silano,希望成为他的助手。Silano非常喜欢日本助理,他觉得日本助理都非常尽责,所以他知道我是日本学校毕业的就决定录用我,但是周薪只有75美元!我之前的老板为了挽留我,愿意给我加薪到250美元,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去Silano的摄影工作室工作。我很清楚自己去美国的目的不是为了250美元,而是比这多十倍的东西。
 
1979年,我在纽约闯荡的第十一个头,我在时尚摄影圈已经小有名气,但是我厌倦了浮华的名利场和没完没了的竞争。于是我结束了二十年的婚姻,关掉了纽约的工作室。当时是想把自己放逐,能流浪多远就多远。我开始在欧洲的版图上寻找自己。我知道我将会在这里重生。之后我的身影遍布全球,欧洲,美洲,中国……我只拍摄自己想拍的,人物,自然,故事……无论我拍摄的对象是什么,我总希望找到它和人性呼应的部分。
 
对于外部世界,我非常崇尚世界大同,那是一种宏观的极致。从年轻到现在对于未来的挑战我一点也不怕,我就是一身憨胆到哪里都可以活。我们人本身应该是很自由的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但是社会上很多规矩对我们限制越来越多,久而久之我们忘记了尽情欢笑尽情哭泣是什么滋味,完完整整给别人一个拥抱是什么感觉。作为艺术家这是很不健康的。

食客有话说-汪卫义:那些日本人教我的事情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(全文见《时尚先生》09年7月刊日本专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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